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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上：
军机大臣是否“入临”，“张谱”中并无记载，但即使进殿，因为有皇后在，亦只能遥瞻，不能临视。
此段记载中，所透露的真相甚多，最重要的两点是：第一，皇后未能为慈禧送终；第二，溥仪兼祧一事，慈禧至弥留时方始作成决定。依常理来说，皇后应侍病榻，始为尽子妇之道；而慈禧对立嗣这样的大事，亦应早日宣示，以定人心。这种有乖常理的怪事，无独而有偶，即非偶然了。
于此先要谈当时的一种传说，说“方家园集团”在发觉慈禧病势严重，恐将不救，而又了解慈禧不愿死在德宗之后时，曾经密商，作成一个决定，即一方面照慈禧的意旨行事，另一方面要为德宗报仇。具体的做法便是鸩弑德宗，而杀袁世凯以谢。
这个传说的真实性究有几许，无从判断，但德宗死于非命，则以屈庭桂的记载毫无可疑。兹就已有证据分析如下：
一、十月十八日，德宗向屈庭桂大叫：“肚子痛得了不得。”屈以“此系与前病绝少关系者”而认为“最可异”。
二、杜钟骏于十七日请脉时，询知德宗已九日未大解；屈庭桂亦云“便结”，然则此腹痛，显非如常人服泻下之剂而将大解的现象。
三、屈庭桂请脉时所见德宗病容为“面黑、舌黄黑”，此为中毒的征象。
我前面说过，杜钟骏的《请脉记》，后半段有讳饰。当二十日最后一次请脉时，只言“皇上瞑目”，不记其脸色；事实上中毒的现象已更明显，任何人临视，都会发生怀疑，而又不能禁止大臣临视，但如有皇后在大行之侧，则于礼不能入殿。是故，慈禧之命皇后守灵，就是拿她作一面挡箭牌，而此任务能否忠实执行，即为溥仪是否兼祧德宗，以及皇后能否成为太后的关键。易言之，此为慈禧最后控制皇后的一种手腕。
如上所谈，已将慈禧及德宗母子先后崩逝经过，作了一个比较符合实际的概述，与历史及各家笔记皆有出入，特别是日期上的一天之差。慈禧及德宗为中国历史上最后崩于位的皇太后及皇帝，必须有正确的记载。为加深读者的印象起见，特再条举大要如下：
一、慈禧及“方家园集团”慢性谋杀德宗，起先所采取的手段比较缓和，主要的原则是，医药饮食，勿使见效，以期病情恶化，自然死亡。
二、慈禧于八月间开始患痢疾，一直未愈；十月初十万寿以后，殆因饮食不慎，病势日重，转为血痢。德宗本为慢性病，油未干、灯未尽，不能速死；倘或慈禧先崩，而德宗犹能治事，势非大翻案不可。故必使德宗崩于太后之前，此为慈禧及“方家园集团”及庆、袁集团一致的定见。于是德宗的病势，即随慈禧的病势为转移，易言之，慈禧病危，德宗亦被宣传为病危，以为必要时下毒手的张本。
三、十月十七日夜，急召诸医，谓“皇上病重”，实际上为慈禧病重。视杜钟骏所记：（一）德宗犹能起坐；（二）语言虽带“哭声”，但仍能“谕未尽病状”，断非病危弥留状态。至于杜钟骏谓“不出四日，必出危险”云云，事后补记，有所隐饰，虽不知医者亦看得出来。因为以常识论，即为其所言，尚有四天工夫可资挽救，何得须定死期？果然如此，要医药何用？
四、下毒之时，非十七日夜间即十八日上午。中西医请脉时，情况皆已大变。屈庭桂记德宗腹痛不可忍，为不应有的症状；又“心跳、面黑、神衰、舌黄黑”。杜钟骏只记“喘息不定，其脉益劲而细”，与屈记“心跳”相符；其他未记，显有所隐。
五、十九日情况不明，未见杜钟骏有所记述。病危至此，不召医，无是理；召医而未见记载，所讳者何？思过半矣!
六、十九日夜召医，仍为慈禧病危的信息。德宗此时已入于昏迷的状态，虽未死，已无作为；召医而又未即请脉，且宫禁森严，则即令“出大事”，秘不发丧，或甚至德宗虽未死而谓之已崩的步骤已定。召医待命的目的，即在视慈禧的病情决定德宗的死期；而当德宗的死期已定时，召医做最后一次的诊视，完成应有的程序。倘或慈禧猝然而崩，必不宣布。先以懿旨作传位的安排，同时召医为德宗做最后一次的诊视，旋即宣布德宗崩逝，溥仪入继，尊慈禧为太皇太后，以太皇太后名义，宣布德宗皇后为皇太后。至此始为太皇太后发丧。
七、二十日午间，慈禧之主治医生吕用宾、施焕会诊，军机不敢用乌梅丸，则已确定慈禧不救。于是召杜钟骏入瀛台，此即德宗死期已至。申刻，龙驭上宾。
此时未即宣布帝崩，则因权力分配与转移的安排尚未就绪；同时庆王奕 尚在普陀峪，至廿一日始赶回。至于袁世凯《容庵弟子记》，谓“皇族中颇有争竞继统者”，其言实无根据。当穆宗崩时，恭王、醇王皆有发言地位；光绪末年，亲贵中绝无人有如恭、醇两王当年的地位，凭慈禧一言而决，无可争竞。
且当时够资格继统者，只一小恭王溥伟，从未进入核心势力范围，无人为之提名，根本就谈不到争竞。
此时最尴尬者为袁世凯，沈云龙教授《现代政治人物述评》所收《谈袁世凯》一文云：…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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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08-11-19 17:08: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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